药价改革尚未驶入医改深水区

放开药价，取消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实现药价回归合理价位吗？

答案可能未必。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1996年，我国就曾首次放开药价管制，还取消了药品生产计划。同时，政府又逐步限制和分批堵死了社会资本从事药品流通的通道，改由药厂与医疗机构直接进行药品供需交易。政府的本意是取消批发流通环节，寄望由此遏制药价的疯涨。

然而，药厂生产计划一经取消，市场热销药供大于求，医药购销领域出现大量不正当、不规范的竞争行为，药价反倒涨势更趋失控。

1996年开始，国家不得不着手对药物价格进行管制。

2000年前后，政府改“直接监管药价”为“间接监管药价”。并在十余年间连续30余次整体性的强制降价，然而，仍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同时，地方财政大力压缩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正常投入，逼迫医疗机构“以药养医”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

王超认为，目前的药价改革尚未使医改驶入深水区。

“判断改革或措施是否到位，要看它能否影响医生开药的那杆笔。”王超说。

记者采访江苏和山东的两位医生，均表示实际工作中对与此次药价改革并无直接感受。

对于迟来的药价改革意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原本早该出台的方案久拖不决，这说明药价改革牵扯到多部门、多群体的不同利益。发改委把药价放开是好事，但路只“走了一半”。

一方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制度不改变，地方政府、医院二次议价的本质仍然是行政定价，“药价虚高”、腐败等无法根除。另一方面，药价放开了，医疗服务还是政府定价，多年不变的低廉挂号费，依然迫使医院不得不从药品上想办法增加收益，如此患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张文生曾做过医生、药品销售师，现在是医药行业律师，他认为：“取消药品最高限价可能只是政府部门的表面举措，之后可能会有更细节，更有效的举措。”

“比如，如果对医药的物流和税收财务领域加强管控，可能会对医药行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张文生说。

在医药物流过程中，可以通过财务税收手段，让药品从出厂价到中标价之间产生操作空间，产生利润。如果能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把这些空间压缩掉，会对药品行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