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讯 随着国家开放商业医保参与医改工作的政策实施，商业医保对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力量。在以往多次医改工作当中，获得的成效不是很大，而且容易反弹。各种政策落实到实处，却又无法解决本质的问题。人民群众还是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商业医保入驻能够给现行的医改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历经多次医改依然难以改变。

标签医保商业保险医改商业保险入局基本医保，是医改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落子。尽管中央态度已经明朗，但商业医保如何冲破重重阻碍，依然道阻且长。

一度被排斥在基本医保之外的商业保险，终于得到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

2014年8月27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鼓励商业保险发展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讨论，国务院首次明确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商业保险由此入局，也是医改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落子：如果商业保险发展壮大，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刺激更多类型的医疗平台生存下来。

然而，即便获得了最高行政机关的认可，商业保险的开疆辟壤依旧难言坦途。

医改转向

长期以来，无论学界还是政府的主流认知，均将商业保险排斥在基本医保之外。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商业保险的重视，被解读为医改转向的风向标之一。

理论界的风向也在改变。

北京大学社保研究中心健康险研究者锁凌燕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十年前，社保领域的学者圈子对商业保险是很看不上的，认为基本医保一定是政府来做，不关商业保险什么事。最近几年，风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一个专家评审会上，一位社保领域的著名专家就说，商业保险的角色还是挺重要的嘛”。

医保商办试点地区之一，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感受到变化。“全国有70到80个城市都来洛阳学习，说明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一些国家部委也在逐渐接受，“现在国务院有文件了，一些曾经反对的部委，至少不能说我们做错了。”

洛阳试点曾在开始之初，遭到国家部委的明确批评。据《财经》杂志报道，2009年8月底，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韩志奎被召至北京。相关部委官员联合出面，要求河南必须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管理权、终审权和支付权拿回来。

事实上，早在2009年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就已经将医疗保险领域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明确为推进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但在过去三年的政府单兵突进式医改中，“伙伴关系”未有实质进展。

是什么促成了此时转向?

锁凌燕认为，地方试点经验对中央决策者的触动，商业机构及其主管部门的积极游说，以及财政压力加大医改难以为继的困境，都恰与本届政府“开放市场”的执政理念契合，使得商业保险的入局成为可能。

国务院的学术智囊们，也曾多次到试点地区调研。“国务院参事室的胡本钢，专门到湛江写报告，高层也做过多次批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社会保险部总经理邱彬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所在的公司是几个著名试点(湛江模式、太仓模式、平谷模式)的参与者，“新华社也曾到湛江，写了内参递上去”。

作为一个国企背景的公司，人保健康也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很多政府公关。邱彬称，在湛江试点取得突破后，他们就不断地给中央写报告，通过保监会的渠道递上去，得到了高层多次批示，也在方方面面做了许多努力，“2012年国务院出台大病保险的文件，我们正好有个同事借调到国务院医改办，全程参与了文件的制定”。

从哪里击破

财政压力的增加和医保基金的运行压力甚至亏空，则是更根本的推动力。

早在1998年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因为人手、经费不足，就已有地方政府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的先例。

“比如北京，当时就想找商业保险机构来经办，也进行了接触，但当时中国的商业保险机构刚刚恢复，能力非常有限”，锁凌燕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社保机构只能开发了自己的系统，买了设备，组建了人员，自己从头开始做。

锁凌燕用“典型的地方自治”来形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特色，中央有一个指导性方针，地方有自己的模式，而不同的地方，对市场的接纳程度也不一样，“财政能力薄弱的地区，对商业保险接纳程度比较高。”

邱彬称，湛江之所以市政府和社保局都非常支持把基本医保经办交给商业保险公司办，财政压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在2008年开始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考虑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来做，主要还是受人员编制和财政压力的限制。

在基本医疗三个险种(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中，之所以在新农合中商业保险进入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即是现有政策规定，新农合的管理费用不能从基金中提取，这样一来，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经费就必须由地方财政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