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美容教育网讯　从一名公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到卓正医疗团队的创建人之一，汤勃的路走得有点儿不平常。当一些同行还在纠结编制、待遇等问题时，他较早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执业方式———通过互联网提高就医的便捷性。

“如果在互联网医疗与公立医院的转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1+1>2的。”近日，在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主办的“互联网医疗新纪元：价值探寻与生态重构”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有感而发。相对于传统就医模式，互联网医疗不失为一场变革，然而这个新事物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名医生的出走

作为离开体制的创业者，汤勃是勇敢的，也是无奈的。

1995年，从西安军医大学毕业后，汤勃先后在原国家卫生部和公立医院工作。“去公立医院看病，最大的问题是一号难求。我的孩子生病了，第一反应就是去北京儿童医院，托朋友，找关系，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也就看了3分钟。”

在公立医院出门诊的时候，汤勃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150个病人。“患者太多，甚至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医患矛盾的85%源于医患沟通不良，医生并非不愿意解释，而是没时间解释。”

作为一名医生，汤勃希望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大型公立三甲医院学科种类齐全、病人多，有利于研究疑难杂症。但在普通门诊，70%～80%的病人都是得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疑难杂症很少。因为无法和患者多交流，不断地低水平重复劳动，医疗技术不一定能提高。”

至于待遇，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一方面来自高强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来自以药养医的模式，而医生会因此遭遇职业风险等问题。

汤勃现在的公司，坚持规范诊疗，把医生的底薪放在非常高的水平，占医生所有收入的60%。从专业和收入两个角度满足了医生的刚需。他说，“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从医疗本质出发——给患者看好病。”

分级诊疗体系没有形成，以药养医模式依然存在，加剧了医患矛盾，这是医改的难点。“供求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了较高的管制需求，而政府部门在较高的管制需求和管制租金的双重力量驱动下提供了高度管制，遏制了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

在朱恒鹏看来，医疗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机遇，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医生自由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