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新医改后的几年，个人医疗费用占比虽然在下降，但是个人绝对支出快速增长。政府投入越多，为什么医疗趋利机制反而越膨胀?

李玲：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宏观治理出了问题，医改走到今天实际上考验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现代社会，无论是德国的全民社会保险模式、前苏联的免费医疗模式还是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障，都反映国际共识：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是政府的责任。这几年的医改反映出的不仅是医院、医疗体系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

从治理体系来说，我们尽管设定了医改方案，但是没有总操盘手。2009到2012年实际上是有总操盘手的，就是李克强直接领导下的医改办，但是十八大后机构调整把医改办并到卫计委了。总开关没有了，现在都是分开关，社保一块，医疗一块，为什么医疗费用会上涨，就是因为医疗、保险和药没有联动，各唱各的调。政府拼命扩保险，但这个钱都被药给吞掉了。新医改之前医疗费用只有1.2万亿，那时我们做的模拟仿真测算，国家投6000亿就能解决免费医疗，现在已经投了3万多亿，却离免费医疗越来越远。这些年的医改一直在缩小药占比，要破除以药养医，三甲医院的药占比都要控制在50%以下，这个政策会有效吗?控制药占比的目的是控制费用，但是如果对总费用不控制，医院肯定会多检查，做大分母。医疗总费用上涨这一块现在没人管，卫生部管不了，人社部和财政部也管不了。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国家要有一个更高层面的健康委员会进行统筹，为百姓健康负责。

《南风窗》： 现在医保部门也在尝试跟医院谈判控制费用，有些医院反映医保部门对费用的管制和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目前这个谈判机制是对等的吗?

李玲：医保部门现在缺乏谈判的能力。第一，医保部门的首要目标是多收钱少花钱，只要不超支，它就觉得目标完成了;第二，医院、医生是信息的主导者，医保部门很难有效控制住医院，医院总有招来应对;第三，医保部门的控制力太低，现在平均报销率不超过50%，还有一大部分要靠自付，怎么能控制医疗费用?唯一能做的就是国家控制医院，但我们现在走的是相反的路，反而在放开价格。所以说，医改走到今天尴尬的局面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清楚，对政府该干什么、怎么干认识不清，能力不足。英国1948年建立的免费医疗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2013年被评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医疗体系，人均医疗费用只有美国的1/3，就是因为它有一套非常精准的管理体系，环环相扣。中国应该按照这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