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政策对互联网医疗形成了一定限制，但政府并没有堵死远程医疗的发展。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卫计委公布了《关于组织开展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三省市开展远程医疗与养老机构的对接，为养老机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并将之纳入医保。从前后两个举措来看，卫计委的思路还是集中在可控制性强的机构对机构的远程医疗，对于机构对个人的运营模式心存顾虑。

总体而言，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医疗中的网络问诊模式将受到较大的政策限制，但是网络问诊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政策上，而是在市场本身。

首先，中国网络问诊的供需双方错配。病人在网络问诊上往往需要的是三甲医院的名医资源，但这些名医业务繁忙，并没有太多的个人时间再为远程病人提供咨询服务。而有时间来提供服务的医生往往是业务并不繁忙的，他们的知名度较低，却不是网络问诊病人的首选。

其次，支付方难题。美国远程医疗蓬勃发展受益于奥巴马的平价法案。是以医疗价值而不是医疗数量来决定赔付金额，这促使医生尽量减少病人复发的可能，远程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而中国的医保刚开始试点赔付远程医疗，即使未来全面放开，也是以数量来决定，以目前较低的医保确定的诊疗费用来说，医生的动力很小。而中国的商保并未发展起来，政府对老年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面兜底的方案。因此，无论是远程医疗还是网络问诊，支付方都只是个人，而个人在自费的前提下，只可能有兴趣在远程寻找名医，而这方面的业务量和需求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快速做大的市场。

最后，在缺乏个人家庭医生的前提下，网络问诊只可能是春雨医生的轻问诊模式，这对病人的意义较弱，很难取得长期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