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难改”

反思的拐点起于2003年的SARS。横扫中国许多大城市的SARS，使各方深切体会到了当时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和医疗体系的缺漏。

而实际上，中国医改在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不断陷入各种怪圈。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之时，乡镇卫生院就搞起了承包，一直到入不敷出纷纷倒闭为止；90年代的市场热潮中，卫生部又出台“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政策，随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创收新项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医院被讥为“掉进钱眼里”；2000年前后，已经搞了两年的国企产权改革之风又吹到了卫生系统，于是，有了宿迁医改、海城医改，将公立医院纷纷卖掉。

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这是什么水平？我们还不如非洲国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政府的投入最低是2000年时的15%左右，“而非洲国家比这还高”。

看不起病招致了民怨的堆积，改变也从2003年开始。非典之后的两年内，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

“以药养医”改革也陆续着手破题，这一阶段的解决方案是“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即16字方针：“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

这种类似用当年粮食购销体质改革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的努力，却显然无法触及真正的“病根”。2008年1月，在社会各界对“新医改”方案翘首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难改”的封面报道，呈现医改起步之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优先使用’只是国家的指导性说法，并没有实际的动力机制，很难做到。”一位药企董事长当时接受采访时透露，与一般商品价格低销量大不同，以药养医格局下的加价机制是逆调节机制，药品加价的空间越小，市场占有率越小，促使药价往高走。

例如，廉价药在医院并不是医生的首选。八毛钱的青霉素和二十块钱的头孢，即使给医生的提成相同，绝对值也相去甚远。医生当然愿意开头孢。青霉素这样的廉价药只能逐渐退出市场。

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15%。但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全国医院药品实际加成率已经达到41%。此外，医药企业付给医院的“公关费”和医生的“回扣”高达数百亿元，医院长期拖欠占用的药品回款资金平均也在千亿左右。

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正如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