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博弈”

2006年9月，国家正式启动新医改，成立了由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当年医改政策的制定是全球征集意见，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麦肯锡都参与了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

2009年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独家调查发现，在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后的5个月内，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医改方案是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的走向，展开了激烈博弈。2009年4月，通过一系列扎实缜密的调查和剥茧抽丝的分析，《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定音”的封面故事，细致呈现了“新医改方案”背后的交锋和博弈。

对于医改最终的方案能够吸收多少“市场”的意见，很多人心里没底。于明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63岁的于明德，曾任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原司长，当时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属于医改“市场派”。2008年10月14日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通过特别渠道上书两封。第一封包括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在内的33家协会联合上书；第二封则由于明德自己起草，通篇只有14句话——针对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重回计划经济”的倾向，提出了14条修改意见。

当时，“市场派”的圈里人越来越着急。“市场派”人士认为，部委的部门利益，如同鸭子潜伏在水面下的脚掌，看似向东实则向西。“分明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造成了药价虚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果这一轮医改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化头上”。

与2008年10月14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2009年正式发布的“新医改”方案，在一些争议较大的内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修改。这个方案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也给予市场微观主体以一定的空间。不过，如何在新医改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既体现医疗公共用品的福利性质，又让市场的微观主体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命题。

“医改再求共识”

2012年，新医改启幕三年。2月10日到3月10日，卫生部组织了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机构的8位卫生专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17个试点城市进行评估。

对于这次新医改的期中考，全社会都在密切关注，对推进三年的新医改，究竟能打多少分？2012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专题“医改求共识”再次聚焦医改。

受访的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医改”以来，从政府到民间具有高度共识的一点是，中国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医疗保险覆盖率2012年已经上升到99%，显著缓解了因病致贫。

记者调查发现，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立足于供方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而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滞后，利益链不仅没有打破，而且在大量财政投入的情况刺激下，越来越茁壮成长。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朱恒鹏对“公立医院”的批评更为直接：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背离。

在他看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甲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形成了愈演愈烈的“虹吸效应”：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得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

朱恒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甲医院的这种大规模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之外，也使得分级诊疗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2014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指明医改将以公立医院为重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三方联动。《工作任务》要求每个省份有1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李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朱恒鹏看来，虽然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但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